1929年3月最新实盘配资服务，在风景秀丽的瑞士达沃斯，一场哲学家之间的辩论深刻影响了哲学世界的历史与发展。两位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与马丁·海德格尔，以哲学与形而上学为起点，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争论。人类的存在、自由、理性与非理性主义、普遍性真理是否存在……如同托马斯·曼小说《魔山》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在哲学的世界里暂时得到了喘息，却回应着小城之外那个深陷虚无与民粹主义的现实世界。
无论是后来委身于纳粹的海德格尔，还是流寓于英美世界的卡西尔，也许都未曾想到这场争论意义之深远。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场争论深刻地勾勒出欧洲哲学的两种进路——纯粹逻辑出发分析哲学还是以生命体验解释世界？在宽宏的思想史背景下，海德格尔对于工业文明和科技宿命般的绝望，以及卡西尔对人类理性与自发性的熹微乐观，恰恰代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于狂热与虚无的政治氛围的反应。我们无法用泾渭分明的态度抑或后见之明般的胜负论调来解释这场欧洲哲学史上的鹅湖之会，更无法用两个人对现实政治的判断将他们的观点两极化。哲学家的辩论永远没有胜负之分，或者说任何的哲学问题，既是开放的，又是无法回答的。
近期出版的思想史家彼得·戈登的《欧陆分野》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思想与现实交相辉映的世界。他们看似在一座隔绝了现实世界的小城里，继续着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未竟的事业。尽管在今天壁垒森严的学术规范下，这场争辩或显粗糙乃至过时，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拾这场未完的对话。
这是哲学的幸福，也是哲学的悲哀。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18日专题《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世纪交锋》的B02-B05版。
B01「主题」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世纪交锋
B02-B03「主题」思想的对峙：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世纪之争B04-B05「主题」裂隙的回响：当代哲学的身份焦虑
B06-B07「主题」《分道而行》：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分裂与和解
B08「纪念」哲学教授朱锐离世之后2010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的思想史家彼得·戈登（Peter E. Gordon）先生出版了构思多年的巨著《欧陆分野：海德格尔、卡西尔与达沃斯论坛》（Continental Divide: Heidegger, Cassirer, Davos）。此书自面世以来获得了不少关注，在历史学或哲学英语期刊上收获书评近20篇。此外，包括戈登在内的一些哲学和历史学者还于2013年1月围绕此书召开研讨会，相关批评和戈登的回应后来均于2015年刊发在思想史知名刊物《欧洲观念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上。公正地讲，戈登此书在西方学界和知识界相关领域已成为必读书目，任何对相关话题（1929年的达沃斯论坛和20世纪的哲学史与思想史）和人物（海德格尔和卡西尔，甚至还有卡尔纳普）感兴趣的从业者和爱好者都不会错过此书。
《欧陆分野》
作者：（美）彼得·戈登
译者：郝苑
版本：望mounta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然而，本书自问世以来15年内在中国学界少有关注，不少在中国年轻学者人人能读英语的时代却让人费解地仍以学术翻译为业的学者和出版社都没有发现这本书。但幸运的是，2025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本书中译本，译者为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郝苑先生，主攻方向包含欧陆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他为中译本贡献了一篇含金量极高的《译后记》，其凝练的哲学智识甚至超过了戈登以挖掘相关智识社会文化背景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原著。本书评也将主要围绕哲学智识展开。
撰文丨陈勃杭另一座“魔山”
在20世纪哲学史叙事中，1929年的达沃斯论坛已成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和极富象征意义的里程碑事件。达沃斯在19-20世纪之交成了欧洲疗养胜地，许多知识文化名流均曾光顾度假。在一战之后的1928至1931年之间，达沃斯镇每年都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国际高校课程。也许达沃斯镇的主要目的是补贴城镇收入，但促成此事的欧洲政要和知名大学教授目标却更为高远。他们希望这样的年度论坛能够促进跨学科和跨国界（尤其是德法两国）交流和理解，重建并巩固欧洲知识共同体。达沃斯高校课程由讲座和研讨会组成，而活动高潮发生在“讨论夜”，彼时两到三位重量级知识分子将公开辩论。
1929年的对话者是本书两大主角，即两位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现象学在当时的最新代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然而，这两个名字还不足以使当年的达沃斯论坛足够传奇。当时聆听辩论的听众中还包括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战后法国现象学代表人物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之后对二人辩论发表重量级评论的包括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以及欧洲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最后，德国文学巨匠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于1924年出版的文学巨著《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亦与五年后的辩论发生了奇妙联系。该小说不仅以达沃斯某疗养院为背景，还安排了两位哲学气质浓厚但立场互相对立的主人公。毫不奇怪，不少人认为《魔山》中的哲学斗争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辩论的预演。
192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卡西尔（左）与海德格尔。
1929年的达沃斯论坛不仅颇具传奇色彩，还被广泛认为在20世纪哲学史上极富象征意义。这里不仅有当事人如列维纳斯极度夸张的回忆，“年轻的学生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见证了世界的创造和末日”（《欧陆分野》第5页，下同），还能在20世纪哲学史的各类叙事中获得强烈支持。2000年，美国哲学家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发表了著作《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最新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2023年推出）。
《分道而行》一书的内容安排极具戏剧效果，它以1929年的达沃斯论坛为始，以20世纪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分道扬镳为终。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似乎达沃斯论坛成为20世纪哲学中分析/欧陆分野的起点，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而居中的卡西尔则是能够调和二者分歧的人物。《分道而行》的故事后来又出现在希腊哲学史家安德里亚·弗拉希米斯（Andreas Vrahimis）于2013年发表的专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遭遇》（Encounters betwee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和弗拉希米斯的分道而行叙事的建构意味十分明显，因为1929年达沃斯论坛的哲学主角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卡尔纳普当时还只是青年学者，在论坛中仅为一名听众。此外，颇为讽刺的是，1929年达沃斯论坛的原意本是弥合冲突、促进理解和加强团结，但弗里德曼和弗拉希米斯却着重关注其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分道而行。
思想史的大师之作
在这一点上，戈登的《欧陆分野》亦不例外。和之前两位学者相比，戈登主要关注所谓欧陆哲学内部的思想变迁。此外，作为思想史家，戈登声明要“历史重构”和“哲学分析”（7页）并重。在这两条线索指引下，戈登围绕1929年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辩论，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有关20世纪初哲学发展及其时代背景的宏伟画卷。戈登在全书结构安排上可谓匠心独运。每一章他都以名家或名著格言开头，为全章定下基调；接下来他循循善诱，逐渐深入主题，且事无巨细地呈现各种背景知识；最后，作者在章末为之后的内容埋下伏笔。全书一共七章（不含导论和结论）。高潮部分完美出现在居中的第四章，围绕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辩论内容展开。前三章为铺垫用，后三章作回顾用。如此一来，全书犹如一首美妙的曲子，让人无时无刻不沉浸其中，并为作者的匠心拍案叫绝。
在导论中，作者引入了本书主题，即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所谓“欧陆分野”，还对相关背景知识进行了介绍，里面包括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各自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作者看来，二者哲学冲突的核心在于“两种不同的人性观”（9-10页），其中卡西尔强调人的“自发性”，即，“人类被赋予了一种自发地自我表达的特殊能力：作为人，就是要在完全的自由中创造意义的诸般世界，而这些自我创造的世界反过来又成为我们体验到的美、道德与真理的对象领域”（11页），而海德格尔强调人的“被抛性”，即，“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生物，被时间和历史限定，并发现自身被抛入并非由自己创造的各种境遇之中”（12页）。
在第一章，作者重点关注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并将其置于欧洲智识危机和代际冲突视角下加以审视；他认为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共享新康德主义哲学遗产，并共同遭遇哲学人类学的挑战，最后二人都强调要突破自己老师的局限性。在第二章，作者将视野收缩到欧洲一隅，即达沃斯论坛发生的小镇上。在对达沃斯论坛进行简单介绍之后，作者详细介绍了论坛的众多参与者。在第三章，作者重点考察了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辩论之前各自举行的独立讲座。他显然认为他们的独立讲座已经预见了二人的争论。在第四章中本书内容到达高潮，而作者也颇为巧妙地将本章写成了二人辩论内容的一个评注，但评注内容仍主要围绕二人各自哲学中的一些主题——尤其是“被抛性”和“自发性”——展开。在第五章，作者试图明确对比二人在达沃斯辩论之前的哲学，以加深对辩论内容的理解。这一对比主要围绕神话/常识和科学两种不同认知模式展开。在第六章，作者回顾了二人在达沃斯论坛之后的非学术型社会交往和学术交流。
《冬天的达沃斯》（1923），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绘。
和如今流行的思想史写作一样，作者将内史（概念和学说的历史）和外史（时代背景，尤其关注学者之间的权力斗争）糅在一起。作者正确指出，二人除了哲学争论之外，还有意无意在竞逐德国头号哲学家的宝座；而海德格尔明显是在有意识参与竞争，其中不乏反犹主义、试图保存德国哲学“纯正”血统的考量。在第七章，作者回顾了后人对达沃斯哲学辩论的回忆，其中既有卡西尔的遗孀托妮·卡西尔（Toni Cassirer）夫人，还包括诸多想要借助这一哲学辩论推进自身哲学议程的学者。在结论中作者的匠心再一次显露无遗。他以海德格尔的《论“人道主义”的书信》（Letter on "Humanism"）和卡西尔的《人论》（An Essay on Man）结尾，巧妙回返到导论中已经论及的二人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即两种不同的人性观，或简称“被抛性”和“自发性”之争。
总体而言，就结构安排和内容取舍来说，戈登的《欧陆分野》堪称思想史研究中的大师之作。全书主要论点（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分野）明确，并以丰富历史材料为基础，且相关背景论述安排巧妙，由大到小，以小见大。英语世界的书评大多支持这一评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在书评中甚至断言，“戈登的书给出了思想史研究的标准范式”。然而，在笔者看来，思想史研究上的登峰造极并不能掩盖本书在哲学智识上的根本匮乏，且这种匮乏最后会反噬其思想史研究。本文将在余下小节详细讨论本书在哲学上的主要不足，但在之前有必要指出一些细节上的错误和不完善之处。
第一，作者称新康德主义者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1884年发表了著名演讲《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但现有记载多数表明该演讲发生在1894年。
第二，作者对新康德主义者阿洛伊斯·里尔（Alois Riehl）在1883年的演讲《论科学的哲学与非科学的哲学》（“On scientific and nonscientific philosophy）中的哲学观表述有误。作者称“里尔小心翼翼地指出，尽管世界观问题在主观领域内有其正当性，但它们永远被排除在真正的哲学圈子之外”（279页）。然而根据哲学史家弗雷德里克·拜泽尔（Frederick Beiser）的研究，虽然里尔批评世界观哲学，但他试图在哲学中保留世界观问题的所谓主观部分，即对“人类价值的探究”。
第三，作者明显低估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272页）与其哲学之间的联系。随着《黑皮书》（The Black Notebooks）的渐次发表，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获得其哲学支持这一点已无疑问。
第四，由于作者似乎有意避免对哲学辩论进行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活动之间的深度统一性挖掘不够。而之前提到过的斯鲁格教授已有专著明确指出，和一批德国哲学家一样，海德格尔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认为西方文明出现了严重危机，而德意志民族要承担起政治使命，为“被抛”的西方人赋予历史意义。
第五，虽然作者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论述和一般海德格尔专家无异，但总体来说这些论述均难称清晰、精准和全面。例如，作者仍然无法清楚地解释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的存在论分析”。相较而言，年轻的哲学史家西芒·特鲁万特（Simon Truwant）于2023年出版了《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哲学论证》（Cassirer and Heidegger in Davos: the Philosophical Arguments），详细梳理和对比了二人在哲学上的不同。这一著作主要关注哲学内容，对戈登的海德格尔论述之中的含混之处均有明确分析性阐释。
《夏日达沃斯的教堂》（1925），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绘。
最后，戈登著作恐怕还有一个看似“细节”、但细究却触及根本的问题，即他对欧陆哲学的界定。很明显，和之前的弗里德曼将卡西尔视为调和欧陆与分析哲学分歧的希望所在不同，戈登似乎不假思索地将卡西尔当作欧陆哲学家，并将其与康德、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并列（7-8页）。然而，戈登肯定无法仅仅从他们都活跃于欧洲大陆这一地理事实来定义欧陆哲学（否则卡尔纳普也必须是欧陆哲学家），那么他的界定必然诉诸所谓“欧陆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自身历史条件的敏锐意识”（第7页）。如此，戈登似乎仍隐隐支持黑格尔所言即“哲学是时代精神”，而他认为卡西尔哲学强调人类理性的“自发性”，而海德格尔哲学则主张人类有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被抛性”。不过，戈登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卡西尔和海德格尔本人肯定不知道自己是所谓欧陆哲学家，因为“欧陆哲学”这一术语至迟在20世纪70年代才流行开来，而且它最开始仅作为50年代才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分析哲学的对立面出现。换言之，“分析哲学”这一术语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流行，而分析哲学家们也发明了所谓“欧陆哲学”，用于指称和嘲弄无法进入他们圈子的人。
戈登一书的中心论点是，在20世纪初欧陆哲学史上，出现了所谓卡西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的分野，这个分野的核心是两种不同的人性观，即卡西尔的“自发性”和海德格尔的“被抛性”。之前已经提到，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除了少量不足外，戈登一书已经堪称登峰造极，其论点能够成立，可以获得足够多历史证据支持。更明确地讲，用卡西尔的“自发性”描述部分旧时代知识、文化乃至权力精英对人性相关问题的理解可以成立，而使用海德格尔的“被抛性”亦可以部分准确把握一战之后新旧交替之间的德国精英乃至年轻人对人性相关问题的理解（被抛、本真、决断、天命），而这些理解最终会因果性地影响个人和政治行动，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未曾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笔者的问题是，理解相关复杂的思想、心理、社会和政治现象，真的需要哲学或者欧陆哲学吗？接下来笔者将采用逻辑分析方法解析戈登使用的两大概念即自发性和被抛性，以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从康德开始，少数哲学家便认为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澄清命题和知识，而非如科学研究那样创造知识。20世纪初充满神秘色彩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便是这一哲学观的主要支持者。这里笔者可以用戈登对维特根斯坦的引用示例逻辑分析。戈登在原书开头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两条评论，其一出自维特根斯坦的私人对话录，“一个不参与讨论的哲学家，就像一个从不上拳击台的拳击手”。其二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哲学家是那些从来都不参与讨论的人。智慧超越了对胜利的渴望”。显然，戈登认为这两句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话能够为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讨论增添某种神秘色彩。然而，一个无情的逻辑分析将显示这两句话其实稀松平常。第一句话其实出自维特根斯坦对一位从不参与讨论的聪明学生的评论，他是在强调想要获得真理，在真诚讨论中澄清自己的命题和立场不可或缺。而第二句话，维特根斯坦主要在表达自己对某种以追求胜利而非知识，且意图依靠自身观念压倒对方的讨论的反感。如此，两句话之间没有矛盾，其附着的神秘感亦消失无踪。甚至，这两句话还能进一步逼出如下问题，在达沃斯的辩论中，卡西尔和海德格尔意在追求真理，还是获得胜利？颇为讽刺的是，不少日后标榜哲学追求真理的人（如施特劳斯）对辩论的总结却是，海德格尔击败了卡西尔，获得了胜利。
《达沃斯的咖啡馆》（1928），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绘。
现在笔者将逻辑分析方法用于自发性和被抛性。这两个概念听起来十分高深，但作者对其的界定却稀松平常。简而言之，“自发性”指人“创造意义的诸般世界”的能力，涉及一切人类活动，包括宗教、艺术、数学和科学等；而“被抛性”则强调人“被抛入并非由自己创造的各种境遇之中”。
想要理解这些界定，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恐怕都是诉诸某些常识：的确，人一方面有创造力，而某些人类造物（如当前的AI产品）会让人信心爆棚，觉得自己能够创造一切，另一方面人也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如多数高中生必须参加高考），而不断的挫败会让人产生和世界的疏离感。然而，如此还原肯定会引起欧陆哲学家的愤怒，他们一定会断定这是对伟大哲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的误解。他们会说，这些理解都是心理学和经验主义式的，而哲学家意图强调其本体论（ontology，或翻译成海德格尔专家们觉得更恰当的存在论）意蕴。但问题就在于这一所谓本体论知识和经验知识的区别。欧陆哲学家们是要从本体论知识中得出诸如“不要狂妄”和“保持谦逊”一类稀松平常的常识性道德教诲吗？笔者怀疑就是如此，但由于他们从来只会绕来绕去，不明确界定这一区分，这一怀疑也无法进一步验证。
不过，笔者的常识性解读却可以得到一些间接佐证。德国学者汉斯·乔斯（Hans Joas）在一篇书评中提出要用实用主义式的“情境性创造力（situated creativi⁃ty）”来克服“被抛性”和“自发性”之间的分野，创造力对应自发性，而情境性对应被抛性。诚然，情境性创造力能够解决这一分野，但这不就是在重复人类在实践中的基本处境吗？有任何人不是在某些具体情境中发挥创造力吗？抑或，有谁不是在被抛性中实践自己的自发性吗？
如果所谓自发性和被抛性之区分实质是故弄玄虚，将生活常识复杂化，那么戈登为阐明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分野而利用的另一组对立则显示其对卡西尔的致命误解。这一系列对立可表述为，神话VS科学，和周围世界（包含生存论空间和源始时间性等）VS科学世界（包含函数空间和世界时间等）。在作者看来，尽管二人的措辞均暧昧不清，海德格尔似乎强调神话和周围世界的优先性，他认为“最接近此在的世界并非科学解释的世界，而是周围世界”（226页），而卡西尔在自己的知识现象学中则表示，尽管海德格尔对神话和周围世界的分析颇具洞见，但“对世界的恰当哲学理解不能满足于这种层面，必须‘超越’生存论视域，走向一种纯粹功能主义的符号化领域”（223页），且卡西尔“将科学的概念构形置于人类符号化的最高阶段”（255-256页）。
然而，在戈登的冗长论述中其实不难发现他的核心问题意识指向所谓胡塞尔现象学所言的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对立，或者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ed Sellars）所言的常识映像（the manifest image）和科学映像（the scientific image）的对立，或者——抛开一切哲学术语后——常识和科学的对立。无论哲学家或科学家由于各种心理或权力欲的原因如何拔高或贬低生活世界抑或科学世界，并将其赋予所谓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这都改变不了科学知识的如下基本特征：科学从来不是要取代或消灭常识，而是要更好解释常识。进言之，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之间并不对立，细究起来其实是各具优先性。科学知识能对诸多常识进行更好解释，从这个角度讲科学具有优先性；然而，科学必须以常识为基础，常识是科学解释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讲常识具有优先性。
同样，卡西尔在自己的知识现象学中拒绝承认某种抽象的优先性。一方面他声称“科学是人类心智发展的最后一步，可能亦是人类文化最高和最典型的成就”，但他同样认为，“在生活在科学世界之前，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了。在科学之前人的经验……已经存在某种组织性和得到部分澄清了……‘相关工具’是神话和语言概念……几乎我们所有的自然科学都经历过一个神话阶段”。在此问题上戈登对卡西尔的理解出现了矛盾。在书中某处，戈登代替卡西尔断言称，“海德格尔断定普遍适用于存在论的那些生存论结构实际上仅仅是实用的与主观的，因此，在科学解释的客观领域内，它们必须屈从于概念时空的更高主张”；在另外一处，戈登又称“尽管卡西尔相信，科学符号处于抽象的最高阶段，但他拒不认为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畿域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主张自己对其他畿域的优先性”。显然，作者在后一处对卡西尔的理解更加准确。其实，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卡西尔仅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空间是“实用的”，为“行动”准备的，他从未如戈登那样评价其为主观。甚至，卡西尔特别纠正道，“神话意识有自己的范畴和特殊视角，有自己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很明显，戈登没有理解，在卡西尔眼里科学知识同样有自己的超验主观性（数学和逻辑）和经验客观性（证据）。必须要指出的是，卡西尔的正确主张同样获得实用主义者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拥护。他们都一致认为，即便再抽象的科学概念，都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无法从所谓本体论角度区分二者优劣；而更重要的、然后也是需要完成的是阐明这种联系。最后，我们可以指出戈登对于卡西尔哲学还有一个更加根本且致命的误解。戈登将（欧陆）哲学理解为统摄性的时代精神，在这一哲学观之下戈登的卡西尔主张人性的“自发性”，海德格尔主张“被抛性”；同时，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一样，似乎认为哲学应该打着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旗号，对科学或常识进行褒贬。戈登的卡西尔解读并非完全错误，但肯定没有把握其哲学之精髓。其实，在卡西尔的知识现象学中，他为哲学设定的目的是，理解和阐明神话和常识逐渐演变为科学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卡西尔明确，科学不仅纳入了日益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还引进了全新的“真理的逻辑标准”。而在卡西尔之后的科学史和逻辑研究中，杜德利·夏皮尔（Dudley Sha⁃pere）明确主张，对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发展进行重构，其中一个任务便是明确科学概念（如相对论空间）如何逐渐脱离其日常生活源头（如心理空间）。在当代科学史和逻辑研究中，弗里德曼将这一哲学任务明确为探究“理性的动态演变”。然而遗憾的是，戈登完全忽视了卡西尔对哲学的这一全新界定。实际上，卡西尔的界定为应对哲学的真正危机而生。
在《欧陆分野》的第一章戈登亦论及危机中的哲学。在20世纪初的德国，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新一代哲学家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且似乎更加强调认识论哲学的新康德主义传统不满，并意图取而代之，他们的理论武器来自哲学人类学和世界观哲学。同时，这一危机也表现在当时的主流哲学无法回应年轻人的关切，因为枯燥的理性讨论无法回答有关生命意义的迫切问题。从思想史角度看，戈登有关“危机中的哲学”的论点得到了充分证据支持，它确实准确刻画了当时部分精英和青年对旧哲学的失望和对新哲学的期待。然而，从哲学智识角度看，戈登的论点仅触及皮毛，因为他未能认识到德国哲学在一战后的危机仅为哲学的真正危机之冰山一角。
何为哲学的真正危机？
在人类历史上多数时期直至19世纪后半叶，哲学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囊括了近乎所有知识。例如在英国，从牛顿到法拉第，他们一直将当今的物理学知识称为自然哲学知识。而在欧洲大陆，不少哲学家坚持自然哲学必须和精神哲学一起，统一在某个大全体系性哲学之下，以回答某些所谓的根本性问题（如，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然而，在19世纪诸多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而出，这一分化给哲学带来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如果科学基本已经分光了哲学的血肉，哲学还能干什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诸多哲学家针对这一困境给出了解决方案。在排除掉诸多科学（以及数理逻辑）和不切实际的体系性哲学之后，他们一共给出了四个选择，（1）逻辑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没有独特的哲学问题），（2）实践哲学（人文问题：探究价值），（3）传统哲学问题（关于世界和人的所谓根本性问题），以及（4）独特的哲学问题（各式各样脱离具体科学知识而存在的形而上和认识论问题+当代某些实践哲学领域之外的问题）。（2）和（4）与（3）之间可能有少量重叠。
在这一全新视角下，所谓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才能各安其位。相较之下，分析哲学能够更加清晰地完成自我界定。按照20世纪50年代之后形成的分析传统自己的说法，主流分析哲学试图模仿精确科学，以清晰严格的方法处理独特的哲学问题（4），如此可将哲学和诸多科学并列。然而，对分析哲学的质疑不在于清晰严格的方法（所有成熟的知识体系都应该清晰严格），而在于独特的哲学问题是否存在。一个颇让人讽刺的事实是，分析哲学自己树立的鼻祖之一维特根斯坦认为，经过逻辑分析之后，所有的哲学问题都会显露原型：如果它们不是未能清晰表达的逻辑、科学和人文问题，那么一定是由于误用语言导致的假问题。此外，之前已经提到，由于欧陆哲学本身就是分析哲学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它的外延和内涵都相当模糊；但在被贴上欧陆哲学家标签的20世纪哲学家中，他们一般以探究（2）和（3）中的问题为主。
如此理解欧陆哲学，卡西尔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欧陆哲学家。只有在（1）的指引下，卡西尔的哲学观才能变得清晰起来，同时卡西尔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和康德之间的真正传承关系（“回到康德”）亦将显现。新康德主义者将逻辑分析命名为超验方法（transcendental meth⁃od）。他们强调，哲学必须以当代科学和文化事实为起点，然后澄清其成立的逻辑基础。而关于哲学为何需要调整自身与科学的关系，卡西尔有着清楚解释。在《知识的问题》最后一卷中，卡西尔明确指出，随着科学分化，哲学无法继续发挥“提供真理标准的指导性功能”，更无法去“体系化和组织所有知识”，而只能选择适应时代，从科学内部入手澄清其“逻辑条件和原理”。在科学分化的新时代，除卡西尔之外，当时诸多哲学学派——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胡塞尔现象学、法国历史认识论、英式分析——中均有人支持将哲学重新界定为逻辑分析。之前提到的夏皮尔和弗里德曼均是这一思路的传承者。
当然，卡西尔并没有完全按照逻辑分析界定自己的哲学。在三卷本的《符号体系的哲学》中，卡西尔开始了一个黑格尔式尝试，试图将自己对诸多科学和文化事实的逻辑分析结果融入一个大全体系，以回答某些传统哲学强调的根本性问题（3）。其实，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卡西尔），传统哲学家的确试图回答某些大问题；但他们的答案总是建立在当时各种科学和文化事实之上！显然，即便戈登用“自发性”去界定卡西尔的人性观也许不错，那也必须意识到后者将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和文化知识之上。
1929年达沃斯论坛上，围绕着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学术群体。
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在此显现。实际上，海德格尔也意识到了哲学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根本危机。在和卡西尔的辩论中，海德格尔已经暗示，“大约自1850年以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就已占据了可认知事物的全部领域，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倘若存在者全体都已被划归各个科学，那么留给哲学的还有什么？”（《欧陆分野》146页，下同）。然而，解决这个困境时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与新康德主义者的选择完全不同。他似乎认为，哲学可以脱离具体科学和文化知识，去追求某种更根本的、关于存在的知识。虽然海德格尔语焉不详地贬低传统哲学，但他古怪的哲学观似乎也旨在解决某些根本性问题（3）。但很遗憾，海德格尔缺乏卡西尔一般广博的知识，他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和对人性“被抛性”的界定，似乎更多来源于他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间获取的各式或日常或极端的生活经验。
也正是在此，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20世纪欧陆哲学与其对手分析哲学的争斗显露出“菜鸡互啄”本质。如果说主流分析哲学脱离具体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去处理可疑的哲学问题，那么20世纪欧陆哲学则脱离相关知识去回答传统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如果黑格尔和卡西尔愿意承认自己是欧陆哲学家，那么他们的欧陆哲学和19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传统哲学并无差异，均有相对坚实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基础。然而，这一判断不适用于海德格尔哲学和他之后的欧陆哲学。更加悲哀且让人费解的是，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至今仍争斗不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争斗是对哲学真正危机的逃避：自从科学从哲学完全脱离之后，哲学难以确定自身的问题域。而二者组成的当代学院哲学却倾向于画地为牢，脱离具体科学和人文知识（或只做蜻蜓点水般利用）去强调哲学问题的独特性。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哲学日益边缘化，要么无人在意，要么被人当成骗人的鬼把戏。
不过，为什么海德格尔哲学极富吸引力？
原因很简单。一战后的德国处于新旧交替阶段，过去的价值尚未逝去，而新式价值尚未建立，知识文化精英和年轻人均处于深度迷茫状态。知识分子对哲学人类学的兴趣，以及年轻人拥抱生命哲学，恐怕深层次原因都在于他们将哲学界定为价值探究（2），希望在宗教退场的年代于价值问题上获得意义指引。有理由怀疑多少人会对海德格尔的所谓存在论探究感兴趣，他们更多是在其中看到了拯救和解脱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在科学分化完成的年代，哲学绝不能只进行逻辑分析，还需要对价值问题进行探究。但是，价值探究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在科学分化已经完成的年代根本不需要用所谓的根本性哲学问题（3）进行包装。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卡西尔哲学显得相形见绌？
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卡西尔的广博足以让他吸收哲学人类学和生命哲学中的诸多洞见，但他似乎仍迷恋传统黑格尔式哲学，试图构建体系，转而对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价值问题关注不够。进言之，他未能结合古老的文明理想以返本开新，提出足以发扬文明、阐明正道、矫正世风且又能激荡人心的实践哲学理论。
相较卡西尔，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之下的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对这一点有着更加敏锐的认识。在实践哲学领域，胡克不仅对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是其前身）思潮做出了更好回应，还明确了实践哲学在科学时代的任务。胡克认为，哲学除了进行逻辑分析（1）之外，还应该特别关注价值问题，于变动时代在充分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之上，提出全新的“优秀人性”模式！与此同时，胡克坚持，在逻辑－数学、科学和人文知识之外，不存在所谓独特的哲学问题（4），并对沉迷于画地为牢、用所谓分析方法解决哲学问题的美国学院哲学主流表示不满。在一篇鲜为人知的、针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英译本的书评中，胡克不仅批评了海德格尔，还尖锐指出，“海德格尔哲学影响力的提升，当代过于技术化的学院哲学的无力和浅薄要负责任”。在书评最后，胡克尖刻提问，“就因为纸（当代分析哲学）没有营养，我们就要吃土（海德格尔哲学）吗？”
Transforming Philosoph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陈勃杭
版本： Routledge
2024年11月
胡克的问题触及根本。他实际在对科学分化已经完成时期的哲学进行灵魂拷问，“科学时代，哲学何为？”现在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首先要承认，在科学分化已经完成且还在不断深化的当下，哲学古老的智慧精神早已深入到各个不同学科，已经不存在足够独特的所谓哲学问题，所以当代学院哲学主流难获合法性。然而，尽管大哲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激烈且不无道理地要求取消哲学，但哲学仍可如卡西尔和胡克所言，在当下保留两个相对（而非绝对）独立的基本任务，即，（1）逻辑分析和（2）实践哲学。而完成两者，均须建立在对当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充分了解基础之上（但原则上，相关研究亦可由其他学科研究者完成）。而即便是要解决关于世界和人性的根本性问题（3），相关答案亦不能脱离具体的“科学事实”和“文化事实”，一如卡西尔所言。
回答“科学时代，哲学何为”，海德格尔的答案完全无法和卡西尔相提并论，而他的所谓成就也难望其项背。后来者（如列维纳斯和施特劳斯）为了推销自己同样可疑的哲学观而拔高海德格尔和贬低卡西尔的做法让人无奈。毫不奇怪，海德格尔哲学因其晦涩难懂且故弄玄虚成了所谓后现代哲学的典范，已经在“科学大战”中引起少数科学家的嘲笑。然而，和海德格尔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西尔对19-20世纪物理学（能量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逻辑分析吸引了同时代重量级物理学家的关注。在当下，哲学如果要和时代保持紧密接触，必须理解科学，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人工智能、前沿物理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可由哲学对其历史演变和理论基础进行逻辑分析。有天赋者，大可如科学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克拉克·格莱默（Clark Glymour）那样在哲学名下尝试处理相关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而一般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则可现实一些，如科学哲学家张夏硕（Hasok Chang）一样以科学史为基础进行补充科学研究。这些都以卡西尔和胡克所言的逻辑分析为基础。
然而，和20世纪初的德国年轻人一样，多数人对哲学的期待远不止于此，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会注意到，与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德国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处于激烈的新旧交替阶段，先是完成了政治革命，而后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过若干次的历史动荡，一直抵达当代中国。然而，我们要坦率承认，始于清末民初的文明新旧交替至今仍未完成，而新旧交替带来的价值和人文理想困境亦远未得到解决。一方面，恐怕这是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至今风行的主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这一新旧交替带来的价值真空仍然呼唤伟大哲学家出现。显然，海德格尔哲学无法解决问题；而卡西尔的哲学最终因太过注重体系而忽视了时代；只有胡克要求应时阐发优秀人性的实践哲学观完全契合要求。
不过，言及此，我们无法不回返到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以发现完全相同的呼声。在《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如此阐明春秋大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一直在呼唤新式春秋大义，但却不幸还没有遇到自己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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